原告方提出，虽然没有相关的条文规定委员可以或者不可以投弃权票，但校学位评定委员会的委员们是被遴选出来以解决学位评定这一特定问题，他们有权力也有职责根据自己的判断表示赞成或者反对，但不应弃权。

在人民代表大会之下设置一府两院，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一种政治模式。第三，加强对司法改革成果的转化管理。

过夜的小旅馆绝非行程的目的地。对于政策后评估，起草部门必须详尽报告检察活动中的成本与收益，特别要注意分析对于政策的规避效应、是否损及相关的制度价值特别是对法治的核心价值是否造成破坏以及对社会管理的贡献度。[5]检察政策为检察改革的顺利推进提供了路径和合法性支撑。立法机关存在的真正目的仍是制定新的法律，然而对于法院来讲，情形就截然不同了。其中，检察政策就是这个系统中的重要一环，是司法知识再生产以及推动人与制度良性互动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

（二）改革探索功能中国检察制度实现了法律监督职能同一般国家职能的分离以及同传统检察制度的有机结合，是对现代检察制度的重要制度贡献。正如学者所指出的，在大局问题上，国家是整体和全局，区域是组成部分，二者价值取向、工作目标应当一致，但往往会出现利益需求不同的矛盾。该原则的核心要求是：行政机关在行政程序中要给予相对人有效参与机会，尊重其程序处分权和表达自由，允许其就相关问题进行充分陈述和辩论，不得以任何方式强迫其作出于己不利的陈述。

行政程序的正当性是一个难以准确界定的蕴含着主观色彩和道德评价的概念。【摘要】法治实践表明，通过合法性标准规制政府权力虽仍有必要，但其效用已递减至极低限值，故应突破传统法治主义预设的合法性窠臼，辅以正当性标准，形塑合法性与正当性并用的二元体系。程序正当性审查的直接目的，在于防止程序自由裁量权的滥用。[10]本文认为，滥用职权主要指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滥用，它不仅包括实体裁量权滥用，也包括程序裁量权滥用即程序滥用。

对此，法院在进行程序正当性审查时，除了要注意以现有法定规则为依据，正确适用行政便宜原则，正确把握最低限度的程序公正标准外，还要特别注意以下几个问题：一是准确把握法律规范授予特定机关自由裁量权的目的。二是要确保正当的行政程序得以实现。

二是不同情况不同对待。[32]2004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印发〈关于审理行政案件适用法律规范问题的座谈会纪要〉的通知》（法【2004】96号）指出，对于各类规范性文件之间的冲突，按照上位法优于下位法、后法优于前法、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规则作出判断和选择。中国宜采取以客观标准为主、主观标准为辅的发展路径，一方面是主观标准客观化，将对动机、意图的主观判断尽可能转换为违背法定目的等客观性判断，另一方面是客观标准全面化，将程序公正等原则转化为可操作的规范。江必新，男，汉族，1956年9月出生，湖北枝江人，研究生学历，法学博士。

其实质是将具体的行为、权利等体现出的价值进行比较，以确定何者需要优先保护。行政行为不仅表象上要有合法性，更要在结果上具有合目的性、合正义性，正当性是两者之间的连接点，是衡量行政法治发展水平的极为重要的标准。首先，从文义上看，滥用职权是指行政机关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虽然在其权限范围内，但行政机关不正当地行使职权，不符合法律授予这种职权的目的。[22]参见陈瑞华：《刑事审判原理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58-59页。

那么，由法院对行政程序进行正当性审查是否可行？如何看待程序正当性司法审查的依据和路径？如何认识程序正当性司法审查的原则和标准？如何把握司法审查的强度和限度？本文拟围绕上述问题展开分析。造成上述问题的原因，既有立法方面法条可操作性不强、配套规定欠缺等因素，也有司法方面部分法官重实体轻程序理念之制约，以及正当性尺度客观上难于把握等因素。

本文认为，一部制定得良好的行政程序法，胜过十部甚至几十部实体法，尤其是在社会关系急剧变动的社会转型期。法院审查程序正当性的判断基准可以从三个层次展开：一是对象基准，即解决对什么进行判断的问题。

4.对程序自由裁量权进行控制易于对实体自由裁量权的控制。[11]本文认为，显失公正也包含对行政行为程序正当性的评价，其本质上是滥用职权的一种表现。[1]行政程序是行政权力运行的步骤、顺序、方式、时限等要素的集合，是一个不含任何价值取向的中性概念，但当其成为立法者需借助法律加以规制的内容，成为行政机关自我约束和规范的要素，成为司法机关审查的对象时，则必然融入各类主体的价值判断和标准设定。对行政程序进行正当性司法审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极为深远的法治建构意义。行政法如果不是控制自由裁量权的法，那它是什么呢？[14]司法审查无疑是防止自由裁量权滥用的重要控制手段之一。在程序设计上，任何行政强制手段的采用，应当允许行政相对人向另一具有独立性的行政机关提出异议，应当为行政相对人提供当其程序或实体权利受到不法侵害时提起诉讼的机会，否则可能构成程序滥用。

强制措施的采取应当尊重当事人的基本人权。二是行政程序运作状态是否明显违反了程序法则的基本规则和基本原则。

[2]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738页。（一）司法审查的局限性在司法审查中，法院只有保持必要的自我限制与克制，才能在有效发挥监督行政自由裁量权功能的同时，防止审查权自身的滥用。

即与行政机关沟通，促使其作出让步以满足原告诉讼请求，最终以原告撤诉方式结案，回避对滥用职权的判断。这种互补性体现在：（1）合法性应当以正当性为基础。

要求行政机关作出事关利益冲突的多方当事人的行政裁决或采取其他行政措施时要保持中立，对相对人平等对待，不得单方面接触任何一方当事人，不能参与当事人之辩论，不得以任何理由歧视或偏向任何一方当事人，保障当事人拥有平等的机会提出主张，体现出服从多数、尊重少数的现代价值理念。法院只有充分认识到上述局限性，才能尽可能全面客观地作出判断，增强裁判的公正性、可接受性。这一要求源自程序的复杂程度与行政效益并不完全一致，程序合法性与其合目的性、科学性之间需要有机结合，主要涉及提高行政效率和降低行政成本及当事人成本两方面的问题。程序正当性审查的法理基础还体现在顺应民主与法治的发展趋势。

二是通过设定某种专门程序保障公民能够参与，如听证程序的设置要科学合理。传统的行政法理论过分突出行政自由裁量权的专业性、特殊性或技术性，并以此为由排除司法审查。

[12]本文认为，严格意义上的合法性审查决非抛开审查标准和审查过程，仅以法条本身表述结果直接定义合法性审查，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20]此原则一般为实体原则，但在行政主体为实施行政行为而采取某些强制措施（在不被单独起诉的情况下被视为程序问题）时，仍有适用空间，故本文将其作为程序审查原则提出。

二是要素基准，即解决从哪些方面进行判断的问题。有学者提出，中国行政程序法的直接立法目的就是构建统一的、最低限度公正行政程序制度.[23]本文认为，凡是与公正结果及理想效果有关的，或有助于公正结果和理想效果实现的程序，都可能是正当程序。

滥用职权的规定在合法性审查的框架下为行政裁量行为的合理性审查留下一道暗门，它赋予机械、刻板的法律规范以灵魂，使法官在面对纷繁复杂的行政争议时，可以运用个人良知与制度理性，决断行政的实质正义。西方国家对自由裁量权的控制经历了从重实体到实体与程序并重的逐步强化过程，而中国在这方面从基础理论研究到实践操作都相对滞后，这与经济社会发展和推进依法行政的要求不相适应，需要突出规制行政程序自由裁量权的主题，正确界定滥用职权、程序正当性等概念和范畴，在立法上、司法上作出实质改进。通过此种路径，可以提升行政行为的正当化水平，完善中国的行政程序法治体系，并与时俱进地提升行政程序正当化标准。本文认为，在现代行政法治理念下，基于程序正当性的基本要求，法院应当坚持的审查原则主要有：1.程序公正原则。

就司法审查标准而言，除了程序的合法性之外，程序的正当性是本文研讨的重点，其作用在于以此为标准评价和考察某一行政程序是否合乎理性、是否能被司法认可等，故正当性是司法审查的判断标准之一。在法的安定性逻辑判断的结果明显背离行政目的、正义或伦理规则的情况下，用合目的性、合伦理性适当矫正。

[24] 参见江必新：《行政行为效力判断之基准与规则》，《法学研究》2009年第5期。二是指人的行为、要求、愿望等的合法性与合理性，[2] 即正当性包括合法性与合理性。

在裁决方式上，法院要特别注意不能用司法程序来取代行政程序，必须给予行政机关适度的程序裁量空间。（二）司法审查强度、限度的控制基于以上原因，法院对行政程序的正当性审查必须保持必要的谦抑与克制，避免以绝对化的正当性标准评价行政主体的程序性行为。